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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人能超越误会,但总有人持续努力,马悦然因此不朽

2019-10-29 14:26 weila

1949年12月13日,住在成都华西坝的马悦然在日记中写道:“把两百块银元放在一个提包里,埋在花园的粪坑里。”6天后,他又把银元从粪坑中钓上来,并“用了半天工夫,把比罪恶还黑的银元擦洗干净”。

像许多担心战争的成都人一样,马悦然既惶惶不可终日,又不失幽默感。

1950年7月,马悦然离开中国。1956年,他来到北京,担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,2年后离去。再次来北京时,已是上世纪80年代,他写道:“真的哭得出眼泪,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。”

今年10月17日,将中国视为“第二故乡”的马悦然溘然长逝,终年95岁。在他身后,贴满了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、高本汉的高足、瑞典文学院院士等标签,但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,还是“诺贝尔文学奖终生评委,且是十八位终身评委中,唯一精通汉语者”。很少有人想过,这一标签背后的深层意味。

方丈带他走入中国文学

1924年6月6日,马悦然生于瑞典延雪平省首府延雪平市,它是瑞典第九大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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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马悦然自己说,20岁服完兵役后,他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,想毕业后当高中教师。1946年春,马悦然读了林语堂的《生活的艺术》,第五章讲到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,便去图书馆借《道德经》的英文、德文和法文译本,结果令他惊讶:三种译本差别惊人。

马悦然鼓起勇气,给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,希望拜访他。在拜访中,马悦然问《道德经》哪个译本更准确,高本汉说:“都不行,我自己的译本最可靠,但没有发表,我可以把手稿借给你看。”

一周后,马悦然还手稿时,高本汉问:“你为什么不学中文?”

1946年8月,马悦然搬到斯德哥尔摩,跟高本汉学中文,从《左传》开始。

高本汉

当时斯德哥尔摩大学没有汉学系,高本汉每周给研究生开两次讲座。1948年,马悦然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,来中国调查方言。清末时,高本汉曾到中国搜集了33种汉语方言材料,其中南方材料较少,所以建议马悦然去中国的西南山区。

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2年,在峨眉山下,结识了报国寺方丈果玲。果玲出家前曾在大学教国文,马悦然在寺中住了8个月,果玲每天早饭后授课2小时,除四书五经外,还有《唐诗三百首》、魏晋南北朝诗等。

离开报国寺后,马悦然回到成都华西坝。为保护华西大学安全,马悦然与他后来的岳父陈可行都曾参与巡逻。

马悦然第二次来中国时,与著名作家老舍有交往。

据学者张静河钩沉,1970年前,马悦然仅将5篇中国文学作品译成瑞典语出版,其中包括老舍的短篇小说《普通病房》。1970年后,马悦然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速度“骤然加快”,“到1992年为止,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”。

写不好汉语诗的汉学家

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,可能与1975年发起的编写《中国文学手册,1900—1949》相关。

据学者张静河介绍,该手册“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”,来自欧洲11国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中国香港等100多学者参与编写,以诗歌卷为例,既收入胡适、闻一多、徐志摩等人作品,也收入杭约赫、兰冰等很少被提及的诗人的作品。

《中国文学手册,1900—1949》是从文学史的角度,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整理。这似乎给了马悦然以误导,他常以此视角来判断作品价值。成为诺奖终身评委后,马悦然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,他的一些议论也屡屡引起国内学者不满。